中华民国91年1月15日星期二 自由广场⊙黄淑英

偷拍事件的爆发，引发社会对通奸除罪再度的讨论。法学专家认为通奸是私人感情的问题，私领域的范畴，国家不宜立法处以刑责。女性主义者站在情欲自主的立场，主张通奸除罪化，更何况目前通奸罪处罚的大都只是第三者的女性，有失立法的公平。前年总统大选时，通奸除罪化是主流妇女团体的共识。而后，有机会和更多中南部的妇女团体的接触及讨论，她们的忧虑及反弹，让我对通奸除罪作进一步的思考。

法律的制订或废除，除了有人权、时宜性、进步性、合理性的考虑外，也应评估社会的接受度及社会现状的实质公平性。通奸是否要除罪应该要思考：通奸是否为单纯的私领域的问题？制订法案当时的社会文化及价值观是否已有所改变？除罪化后对现实社会、家庭的冲击是什么？受害者的权益有何保障？。

首先，通奸牵扯到婚姻，因此，除了第一者（非通奸者）、第二者及第三者之间的感情问题外，还有孩子的感情问题；此外，它更触发了家庭存续及婚姻内权益得失的问题。所以，通奸不是单纯地涉及私人感情或私领域的事件，它牵引的范围广且复杂。公权力应适度地介入，以平衡受害者的情绪并维护他们的权益。

其次，通奸者可能是婚姻中的男或女，然而通奸罪的制订，本是为了确保一夫一妻制在三妻四妾的传统文化里能落实，也可以说是保障婚姻中弱势的女性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男人不再公然地有三妻四妾，但是婚外情、地下小老婆、包二奶、嫖妓的现象并没有改进。也就是说，男性的性文化继续被纵容，更在女性经济被绑架中欣欣向荣。在这样的状况下谈通奸除罪，无怪乎许多妇女要忧心。有人说，有通奸罪而通奸行为并没有消失，形同虚设，不如废掉。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。在一个不会自我反省、性伦理没有建立的社会，有法不见得有效，但无法（通奸除罪）极可能会助长风气。有人担心，通奸除罪给了婚外情、包二奶正当性，理直气壮地外遇恐会造成更多的家庭暴力；再加上行政院目前推出的分居五年可离婚的离婚法，恐会加速家庭（特别是台商家庭）崩解的危机。因此，主张通奸有罪，至少有其吓阻的作用。社会文化条件没有改变前，我们是不是要废除这个维护道德最低标准的法律，让 「极乐台湾」更理所当然地名闻国际呢？

目前，女性不易对配偶提出告诉，原因为：一、通奸的举证困难；二、对配偶的经济及精神依赖；三、女性在婚姻中的权益没有受到相关法律（离婚法、夫妻财产制等）的保障，提出告诉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失。因此，只有为了挽回婚姻或不堪第三者无理的骚扰时，才会仅对第三者提出告诉。所以，对大多数的妇女而言，通奸罪宣示的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。

我们认为，在讨论通奸除罪以前，配套法律如离婚法、夫妻财产制、小孩的监护、养育及其落实的方案必须先行修订，以合理地保障经济弱势的女性。因此，当感情出现危机时，女性受害者至少还能保有一个最底线的公道──婚姻内应有的权益──以平衡一些受伤的心情。此外，台湾通奸的泛滥，是社会文化性的，主要来自于父权社会的主观认可及女性的经济弱势。我们应要加强两性平权的教育，改变文化的体质，培养女性经济独立，以减少莫须有的通奸行为。

女人忧心通奸除罪吗？是的。但我们更忧心婚后各种权益的保障！等离婚法、夫妻财产制修订后，女人就不会那么在意通奸除罪吧！（作者黄淑英╱台湾女人联机理事长）